火车头的精神，吊车尾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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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文/ShawnChan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

谁的蛋糕？

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的经典恐怖片《鬼作秀》（Creepshow）中，有一个死去父亲复活的桥段。多年前因为父亲重复要求吃蛋糕，心生厌烦的儿女杀死喋喋不休的父亲。多年之后的亡父忌日，一家人准备蛋糕纪念父亲，这时候，父亲从坟墓里爬出来，把全家人杀了，然后把妻子的头割下来，在她的头上抹上奶油，插上蜡烛，他坚持了他的原则——我必须吃蛋糕！

“蛋糕”这个比喻恐怕非常符合“现实”，更符合某些人的恐惧——自己的蛋糕不能让别人抢走。另一反应“现实”的艺术产品——苏联笑话，则能解释谁会抢走蛋糕。

列宁墓前一直有卫兵把守，不知内情的人会认为这是苏联政府害怕别人破坏伟人陵墓，恰恰相反，这些卫兵防“内”不防外:他们害怕列宁从棺材里爬起来，重新发动革命！

所以，面对这一种“专属”于列宁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我们不妨提出列宁式提问：到底是谁的驱力？又是谁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抢走自己的蛋糕？这里我们可以分出看起来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的两拨人：

第一拨：害怕列宁“复活”的人，这里面的领头羊当然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及害怕破坏自己财产和生活的蝇营狗苟之途。他们和苏东官僚一样，同样害怕这个“父亲”——这就是恐共症（Red Complex），列宁虽然死了，但是似乎他无处不在，就像鬼魂一样，随时要来收割所有人的人头，正如死守私产的人恐惧共妻一样（即使他天天嫖娼和出轨，即事实上的共妻制） ，他们的这种驱力不同于死人复活，而是来自他们最深层的恐惧——死亡驱力除了破坏的一面，却又使人害怕死亡，因此想尽办法活下去。

第二拨则不言而喻。他们让列宁的遗体受人瞻仰，列宁变成了维护苏联的灵牌。所以，若果列宁爬起来，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的是我的精神，还是要僵尸？斯大林在此首当其冲，斯大林结束了“动盪的”革命时期，并且走向正常国家，没错，他做的就是正常国家会做的：他把革命机器的苏维埃变成了议会那样的、给既得利益者分赃的跳蚤市场; 宪法定立了国家制度，公私之分，把之前的进步政策铲除（不管是工厂的工人管理，鼓励人们回归家庭，同性恋入罪），使得苏联变成了后沙俄时代的最“好”的宪政建设——以苏维埃（议会）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被）专政。

马克思所要求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只完成了前半：无人冠冕的自由王国在梦里，而所有人都在披着社会主义皮的“苏联梦”之中，胜利就是正确，正确才能胜利，这就是苏联的“必然性”。这个皇冠首先戴在列宁那里（毕竟他死了），由这个死去的大他者给官僚专断保驾护航，然后再戴在苏共至高无上的“那个人”头上。这里不难看到，这两拨人看似水火不容，却还是穿着一条裤子的，美苏争霸确实是两个帝国主义的争霸，以致最后得到的是普遍的挫败：苏联解体了，准确来说是苏联复灭了。在之后的俄罗斯，斯大林获得了他的永恒蛋糕：东正教为来自乔治亚的大俄罗斯主义者封圣。

所以，苏联不是真理的终点，难道真理有终点吗？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恐共症，还有宏大叙事的消亡，由畏惧强权转变为“弃权”或者拆成一个个“小叙事”——政治权力太吓人了！最好还是回到个人生活算了。非常流行的挖黑料式攻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除了新自由主义，没有其他道路）神话，使得人们只能看的truth的一面（真实），却没法看到truth的最重要一面（真理），而真理从不会自动跳出来，自动跳出来的东西，不是小广告就是土拨鼠。更要命的是，不管是迷恋灵牌，或者反对这个灵牌的人，他们都诉说着一个不在场的存在——苏联连骸骨都没有了，然而他们还异常希望/害怕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输出革命（俄罗斯倒是在输出反革命）。这就是同一种恋尸癖，不过是各自表述罢了。那么，抛开尸体，真理在哪？

作为火车头的革命的火车头

当马克思说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的时候，这里也需要列宁式提问：火车头是谁的？谁在火车头上？显而易见，这个火车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不是批斗式帽子，而是作为社会实存的、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集团，这有主动的统治阶级，也有被动的被统治阶级，但是被统治者会后发制人。然而，这里并不是一种天降正义，也不需要某种崇高信念，这一开始就是劳动和生存的问题——奴隶面临着一无所有的自由——要么永远被奴役，要么就是死亡，劳动者的自觉在此诞生，更准确来说，这是抢佔劳动权的自觉——既不受统治，也不统治别人，否则所有人都会面临着资本主义的死亡威胁，而没法找到自我意识（“我”的生命所居）。

但是，终究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阶级实体，阶级意识也不是从个人那里钻出来的（否则就变成了唯心主义），队伍需要训练，阶级也需要整合，否则永远只是散兵游勇。在可以发掘的一个客观的阶级里面，这是有先后的，先进的劳动者会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第一批反抗者，而有机知识分子也会结合无产者，逐渐融入为阶级的一部分。这里的阶级的行动是科学的，不在于量化而机械的测试。之所以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完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运动，在于他们破坏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而又不断生成新的社会因素。这和希望改良或者小社会实验就能取代资本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正是在共同的受压迫劳动，以及先进者带动后进者，这里才能询唤出一个绝对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它不是空洞的统一的“人民”，也不见得是全部劳动者，甚至可能会有不事劳动、只是进行鼓动和联络的有机知识分子，但是正是这一批阶级中最强大的部分，带动了整体阶级，这就是强力阶级。

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只是社民工党的一个小派别，他们的组成更类似于工人和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如果按照议会票数和人数看，这个党根本不先锋，但是它长期隐藏和煽动，抓住了革命时机：苏维埃（代表会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工人要求面包与和平。革命从来都不是墨守成规的，获得这股历史动能的群体会像脱缰之马一样。可以说，在列宁决断的那刻，俄国的一切，连同列宁所带领的布尔什维克也被狂风暴雨所吞噬，这意味着布党已经没法在成为一个像过去的社民工党、在议会斗争和地下密谋中徘徊的“人”，而是直面死亡（它自身和旧体制的同归于尽），这会造就无产阶级的空间——它在那里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

这就是神圣暴力——这里的神圣不是教会及皇帝的神圣，而是超越它，那个绝对的否定一切的自信者——彼可取而代之！这就是这种暴力的神圣之处，它诞生于神圣者的身体内，却不断突破它，布尔什维克突破了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民工党，突破了必须实行宪政（讽刺的是，斯大林实行了他的宪政）的主权，甚至使得白军的外国士兵倒戈。布尔什维克就是强力阶级的代表，但是，一切的力量仍是来自无产阶级，没有无产者，布尔什维克就只是无。不过，布尔什维克最终确实变成了无。当拥有政权之后，政党的最坏一面会完全揭露出来，临时集中起来的革命者一旦坐了江山，之后的政党要么崩溃，要么变成拦路虎——革命的运动一刻也不应该停下来，停下来的话就立刻丧失了前进性。

这同样是生与死两种本能的较量，但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拒绝生与死的庸俗辩证——生与死不是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偶然的必然——事物的诞生是偶然的，但是其死亡必然来临，只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布尔什维克已经死了，不管是在苏联之中失去革命性，还是其策略已经失败、也和当今脱轨。然而，还有人拿着空靶子。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或者列宁党一直存在着，他们的证据是这些“列宁党”等级森严，统一意志，但是他们却爱资本主义体制爱得要死。不如说，在正常国家之中（包括这些借布党来证实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好”），斯大林体制（以及后面的新自由主义）能继续存活，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肯定死去，他们召唤列宁党，就像是剥开包装纸然后弃之垃圾桶。

不死的驱力僵尸

当直面死亡的时候，反而才会明白生是什么，要是为了苟且偷生，那么革命永远都不会到来——革命就像是死本能的攻击性，它不但攻击旧体制，甚至在促进自我毁灭，这种毁灭不止是失去，更是获得一种贯穿历史的生命——永远都不会死去的精神的回归。正如人道主义的缺点不是重视人本身，而是它创造却忽视人和非人的界限——当非人出现之后，人道主义所要求的良心就立刻被推翻——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就是非人，他们不是受限于人道主义或者胆小怕事的守法者，而正是在一无所有的死亡的急切之中才觉醒：打破资本主义的一切才能让自己存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爱欲（eros）——党性（partisanship），而这一拥有慾望的精神的肉身，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党身。

党性的概念已经被模糊化以及庸俗化，但是，只要明白整个阶级的进程就会明白，阶级性就是党性，列宁提出哲学的党性就是在划清界限——正如主奴走向敌我划分，即两大社会集团的对立和战争（统治者，不管是过去的贵族和地主还是新兴资本家会在战争中有巨大优势，也更狠辣）。但是，无产阶级恰好不是一种庸俗经验主义上的“无”，他们不是无能力，而是一无所有，强大的死亡驱力推动他们走向夺权。夺取权力这一说法一直被人诟病，这里的危险就在于，取代主权者的话需要同等势力，那么会不会制造出新的主权者？列宁在这里扮演的是个两难的角色，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恰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普遍的苏维埃面前不需要立宪会议，必须解散人民，让无产阶级取代主权。在这里，列宁是一个反主权者，但是，在苏联走向正常国家之后，列宁被捧成了“国父”一样的人物，他成为了死去的父亲，也是最好的父亲，他仿佛就是那个最先的主权者，后面的官僚才能睡得安好，祖先保佑！

这是一种循环，最末者的革命产生了革命的最末者。如果说革命是火车头的话，革命后的政党就是吊车尾。这也可以看出先锋队的叙事已经失败，更具体来说是灌输论的“不合时宜”。革命意识（不如说是更进一步的阶级意识）不是在外灌输，而是内生在阶级之内。而且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如果一样那就肯定完蛋），它是更广泛普遍的网路，因为无产者如此贫困，如此势单力薄，他们首先是互相扶持（空想社会主义最喜欢的互助组织），但是他们要实现自身，恰好不在自身实现——必须突破日常生活，瞄准政治—经济领域，即实现全领域的社会革命。

所以，党性恰好是阶级性，集团性，整体性，但是，如果要无产阶级融入社会权力，或者是让作为“多”的群众变成主体，这里恰好有一块绊脚石: 当革命的党体制化，那就是障碍，甚至应该预防胜于治疗——去等级制的无党，完全融入到阶级里，不表达自己的“党身份”的人，这反而最符合党性原则。

党的不同形式就是不同人的视差，也可以从列宁身上看到。他在一战中躲起来，一面研读黑格尔，一面了解战事与瑞士工人状况。这就是无党（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清晰描绘了这点）。但是那些喜欢扮演先锋队角色者，以及只看党派不看党性的人，则会羨慕（或者变为妒忌乃至厌恶）列宁的领袖气派，这就真的把列宁当成了主权者。这里最不需要做的就是分辨哪个是“真列宁”，否则和爱苏/反苏的两层恋尸癖无异。

这里最重要的是，从列宁看到的两面，哪面才是现在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作为官方叙事的列宁抽身，不要去相信他们所创造的列宁，而是列宁以外的列宁。不管列宁是否提倡先锋队，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和稀泥的考茨基也明白，他在悼念死对头列宁时候，赞扬列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卓越贡献。因为他知道列宁，以及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干什么——阶级的主动性不靠列宁一人推动，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算命得知起义的良辰吉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只是成为了那一个关键点——走向毁灭主权者的决断时刻，而引发了革命事件的连环爆发。

死亡驱力是一种诱惑，却也有善的一面，它有攻击性，但是，正是意识到死亡，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极限。《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之中，临终的列宁对苏联和世界革命的未来并不乐观，他的短期寄望只在于让苏联追上西欧资本主义，并且尽可能利用工农检查院，提升群众自治水平。因此，那些历史假设，如列宁不死的话会更民主化、阻碍斯大林上台等等，都表现了一种英雄史观，似乎他真的无所不能，随时扭转乾坤。只要稍懂历史的人就知道，不需要让列宁回来了，历史表明，他做完了他所能做的，这是自知之明。

现在还有很多驱力僵尸，例如仍然抱着某招牌，说什么保卫工人官僚国家，指责别人联帝反修（他们没发觉“帝”就是“修”吗？）。他们希望死去的父亲复活，甚至直接成为这种僵尸，他们的大脑已经被钻空了，除了念几句咒语来激活尚未腐化的身体，他们和死去没有区别。为什么不承认死亡呢？现在仍需要承认列宁已经死了，苏联也死了，只有承认过去结果的失效，才有可能向死而生——缅怀过去就会使未来溜走，迟早会变成僵尸，而那个最该死的：以资本主义之名运行的驱力僵尸还没有死去，他时刻吸收所有腐败因素（如宗法制，债务奴隶）来维持他的整具行尸走肉，我们也应该对已死却未死的资本主义宣布：你已经死了！唯有如此才能迎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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